陶瓷文化與宗教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。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、儒教素材經常作為創作題材，包括宗教人物、宗教故事，常見的有釋迦牟尼、觀音、羅漢、達摩、八仙、老子、莊子以及孔子、孟子等的塑像以及與他們有關的故事。
但是，宗教題材的作品就不一定是宗教藝術。我覺得，在陶瓷作品中，很多宗教題材的作品都不能劃歸為宗教藝術，不能理解為宣傳宗教教義，而是藝術家們借宗教題材，通過塑造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，表現自己的審美情趣、審美觀念、審美感情與審美追求，有著世俗的傾向和民間藝術色彩。因此，不能一看到觀音、羅漢塑像就認為是宗教藝術。
當然，宗教與藝術的關系是非常錯綜復雜的。宗教題材的藝術作品經常被人作為宗教塑像來供奉，這種現象并不難理解。黑格爾早就指出：“最接近藝術而比藝術高一級的領域就是宗教”，“宗教往往利用藝術，來使我們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，或是用圖像說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；在這種情況下，藝術確是為和它不同的一個部門服務”。
蔡敬標當年轟動一時的三十三寸《南海站鰲滴水觀音》,不僅因為它是觀音題材而受到歡迎，更重要的是它構思奇巧、造型的優美所傳達出的精神解放的信息和藝術成就。要知道，這件作品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在廣州繼而在香港展出的。
劉遠長先生的《飛天天女散花》的時代背景也是如此，它同樣是佛教題材。飛天天女在佛教藝術中稱為香音之神，能奏樂，善飛舞，滿身香馥，身披彩帶，體態輕盈，上下回旋，自由飛翔于天上人間，把鮮花灑向人間，給人間帶來美麗。作者是“有感于這么美的形象，這么好的藝術，這么光輝的傳統，時時激起我的創作欲望”而創作的。作者不僅創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，更重要的是創作了一尊佛教香音女神形象，更重要的是創作了一個善良的美麗女神形象。同樣，他創作的《哈哈羅漢》，也不僅是一個普通形象，而同時是一個笑對人生、安樂處世的世俗人物形象。徐波的《三個和尚夢》不僅再現的是“一個和尚擔水吃，兩個和尚抬水吃，三個和尚沒水吃的”令人忍俊不禁而有點心寒的情景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這個藝術形象所包涵的警策人世的哲理。高峰的《情趣羅漢》也同樣不能把它當作純粹的宗教羅漢的形象，而是寄寓著藝術家的審美情感，它所傳達的“情趣”使觀賞者得到一種審美的情趣。以達摩為題材的作品，著重的不是他的宗教形象，而是他那種面壁十年的堅忍不拔的意志美和傲視塵世的精神美。“八仙”人物形象塑造，當然是有感于八位仙人棄世脫俗的飄逸的人格美，但重要的是藝術家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和審美情趣。
我不能否認在瓷雕藝術中沒有純粹的宗教塑像。我想在改革開放的今天，我們應該用開放的眼光來看待和對待一切。即使是這些塑像，也是藝術家們“按照美的規律”而塑造的。它們同樣可以成為審美對象。藝術創造的大忌是千篇一律和陳陳相因。在藝術創造中，題材沒有好壞、美丑、優劣之分，關鍵在于藝術家的審美判斷力和藝術表現力。宗教題材的藝術作品，同樣可以成為藝術瑰寶，何朝宗、游長子、曾龍升、蔡金臺等的作品就是如此。
